不久前，在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，一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。他就是宋成，江苏泰兴人，14年前他还是一个高一学生，可是却亲生杀死了一位奶奶，并且捅了74刀！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，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。
在初中老师眼里，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。在父母记忆中，他没顶过半句嘴。在更多同乡看来，名校“泰兴中学”与“杀人凶手”联系在一起，就足以令人震惊。谈话时，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，并不躲闪，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。他的手指细长，像一双弹钢琴的手。因为戴着手铐，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，时不时张开，再用力握紧。
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，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：“让她闭嘴，我怕我爸知道”。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。
快14年了，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。
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，天刚黑，她推开邻居家的门，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。走进院子时，她觉得有东西黏脚。在微弱的光线下，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。
客厅敞着门，亮着灯，朱梅英立即看到，邻居家的“奶奶”躺在地板上。走近一点，她吓得怔住了，随即开始大喊。受害人浑身是血，已经看不清面孔，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。院子里黏脚的液体，正是血液。 警笛声很快响起。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，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，“足足有三四百”。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，弯腰穿过警戒线。进入客厅后，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——死者双臂僵直，腹部、胸部、颈部、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满刀口。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，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，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，属于“气血性休克”。 当时正值“非典”时期，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。偶尔有人走过，也行色匆匆。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。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，隔着窄窄的巷子，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。一条小河从中流过，涨潮时，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。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，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，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。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，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，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。在人们的想象中，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，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。赵宏林记得，为了这起案子，全市600名左右警察，出动了将近400人。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，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。 “那时我们都觉得‘中职’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，坏孩子多一点。”赵宏林回忆说，“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，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。”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，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。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，那段时间，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，灯光整夜地亮着，烟灰缸里塞满烟头，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，推演案情。一边是大面积排查，另一边，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。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，因为有外遇，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。怀疑的罪名是：雇凶杀人。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。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，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，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。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。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看起来没什么异常。他上课盯着黑板看，下课拿出小说读，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。受害人家所在的小区。
在凶案现场，血迹像胡乱的涂鸦，遍布客厅和院子。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，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。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，这些痕迹仅能确定，凶手应该是一名15～30岁的男性，同时，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。
赵宏林的一双眼睛，扫描过许多毛发、指纹和车辙子印，这次却有些“看不透了”。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，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。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——DNA指纹图谱。不明身份者留在现场的血液被紧急送往泰州市公安局进行检测。当时，国家公安系统内的DNA数据库还不够丰富，送检血滴透露的“密码”找不到匹配对象，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，等待有一天被激活。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，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，泰兴中学并不在列。案发那天晚上，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。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，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“沙沙的写字声”。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，就提前溜出教室。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“聪明的男孩”。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，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。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，“口才好，组织能力很强”，经常主持班会，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。 在张宝华看来，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。他写好作文，父亲会改一遍，再让他誊抄一遍，交到班上就是“第一”，被老师当范文念。他痴迷看小说，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。回到家，他要先找到父亲，恭敬地喊一声爸爸。犯了错，他会跪在父亲面前。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。直到宋成上中学，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、陪写作业，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。 “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，好好听讲，成绩要好。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。”宋成回忆道。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，直到高中毕业，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，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。读初中后，“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，或者出去玩。”“看闲书”也是被禁止的。冬天的时候，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，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，一字一字地读。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，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。这所高中“二本上线率”常年保持在90％以上，当地人戏称它为“泰兴最高学府”。人们相信，上了“泰中”，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。 14年后，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：“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，最低也是研究生，都在什么研究院、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。”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， “只有‘好孩子’才能考进泰中，那里不可能有‘坏孩子’。”“好孩子”宋成溜出教室，逃出校门，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。那里有不少网吧，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，“进入另一个世界，忘掉其他的事情”。犯罪现场，满地血迹的院子。
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，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，这可能是起“仇杀”案件，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。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，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，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。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“富人阶层”，“财杀”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。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：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，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。
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，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，正是为财而来。
溜出学校后，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，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。当时是晚上7点多，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，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。南方夏日的夜晚，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。但后来想到当晚，宋成却记得：“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，我感觉是冬天。”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。快要到家时，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，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。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，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。他朝着那盏灯走去，“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”。
后来，他记不清楚，是小说里的“侠盗”刺激了他，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，在那间院子前，他第一次有了“做一笔”的想法，想搞点儿钱。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，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，向内观察。忽然，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。他转过身，几乎与女人面对面，“不到一米”。
出于本能，他想逃走。“她还是不停地喊‘小兔崽子，你是谁，你在干什么？’”宋成回忆说，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所有的想法不过是“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”。多年以来，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：“我做所有错事，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，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？”多年以后，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，说起那种恐惧感，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，失声痛哭。
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“父亲沉重的爱”和“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”。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，“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”。母亲给他洗的衣服，父亲如果觉得不好，会再给他洗一遍。中学时，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。大学时，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，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。
“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，为人也很正派，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。”他停顿了几秒，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，“对，最注重面子。”在宋成的记忆中，他想和父亲亲近，“但不知怎么亲近”。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“交流”。每次做错事，他不是挨打，就是要听父亲讲“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”。甚至，大学选什么专业、毕业做什么工作、和谁结婚、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，都来自“父亲的安排或要求。
“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，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。”宋成的肩膀，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，止不住地抖动着，“我必须接受这些，否则他就会很伤心。”
后来，面对父亲，他学会了“演戏”。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，笑一笑也不过是“扯动一下嘴角而已”。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，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。案发前的午后，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，后来王伯官以“孙女没人照看”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。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。
案发前40分钟，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，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。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，而是听了儿子的话，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，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。事实上，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，根据他后来的回忆，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，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，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，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，就此跑掉，跑进另一种人生。但他太害怕了，“只想让她别叫了”。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，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“救命”声。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“声音太大，声音太大”，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。
在陷入回忆的时候，他仍觉得当时脑里“一片空白”，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，只害怕有人看见，被人知道——一个名校优等生，逃课、上网、扒别墅院子栏杆，根本解释不清楚。他绕到女人身后，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，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。他边捅边往屋里拖人，直到自己没有了力气，女人没有了声音。14年后，在接受审讯时，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。当他戴着手铐脚镣，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，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，无法抬起头来。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，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，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、叫骂，有人向他冲过来，被警察拦下。
说起这一切的时候，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，还时不时闭上眼，身体轻微颤抖。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，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。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，只有冷冰冰的现实。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，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，“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”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“雇凶杀人”的传言，“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。”
事发后，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。7年间，院子里、房顶上长满了杂草。因为妻子遇害时，王伯官待在厂子里，他便发誓，案子一天不结，就一天不回厂房。没过几年，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。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。他的鬓角冒出白发，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。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，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、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。
这14年间，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“过上两遍”。与此同时，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。
3年前，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，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，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，散发着“发霉和腐臭”的味道。尽管如此，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。以后的每天早上，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。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，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，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。
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，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，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，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。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，清洗了沾满血的手。旁边的厨房里，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。走出洗手间时，他听到有人发出“嘎嘎”的声音，便跑上二楼，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。他循着声音，来到后院，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，头也不回。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“傻子”，没有“威胁”，就走出客厅，翻墙离开。事实上，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，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。
离开后，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，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，将那把原来用于“耍酷”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。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。当时，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，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。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。宋成回忆，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，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，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。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，一切都一如往常。
只是那场“噩梦”再也没有离开过他。当晚回到家后，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，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“救命”声。
此后多年，每一次回家，他都要绕到大路，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巷子。但在他的脑海里，那个摇曳着微弱灯光的小院子，并没因为时间变得模糊，反而“更清晰”。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，他的分数从整栏的90多分一路下降，80分、60分，直到50分。参加高考，这个曾被父母师长寄予“北大清华”期望的男生只考上江苏的一所三本院校，成了泰中“剩下的10％”。除了成绩快速退步，在三年高中生活中，宋成看起来并没有别的异常，他也会跟同学说笑，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。只是没有人知道，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。
高二时，他曾经爬上窗台，不料母亲忽然出现。高三时，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，他闭着眼睛骑车，渴望车祸降临。落网前的一段时间，他还想过去西藏，就死在那里，因为“雪山纯净，而我太脏了”。上大学后他就在外面租房，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说出梦话，更怕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。他从不睡床，觉得床下有人，从大学起，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发上。每天晚上，他几乎都睁着眼，一直到天亮。但比起黑夜，他更怕白天。“白天让我无处可藏。”他说，他怕人来人往，怕与人交流，怕秘密被人看穿，“要不停伪装，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。”
“我在我爸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说太多，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，而且都没用。”宋成说，但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所有计划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去往上海，进入父亲安排的国企上班，他住在父母置办的房子里，迎娶了父母认可的妻子，并按双方老人的意思，跟妻子生下一个孩子。“我看过一个故事，你给一个人做了一桌好吃的，你希望他多吃一点，你觉得为这个人做了很多，但是他其实只是想喝杯水而已。”宋成平静地，一字一句地说着。
在别人眼里，他过着“有车有房有妻有子”的体面生活，但在别人看不见的时空里，他豪赌、盗窃，过着另一种人生。
宋成关注过“辛普森案”，清楚被抓的那一天早晚都会来，他也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最终会失去。赌完之后，他才觉得自己能彻底放空，“但必须输……我要提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，我宁可自己不要了”。从大学毕业到2016年8月，宋成欠下了200多万元赌债，“想用那样的刺激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。”为了还债，他又加入了盗窃团伙。去年1月，他在上海作案时被抓，在上海看守所抽取血样时，他心里清楚，“那天终于要来了。”
父母和岳父母分担了他的赌债，但他马上就要求和妻子离婚。岳母把他的儿子带到民政局，希望用孩子挽回他们的婚姻。但宋成冷静地说道：“我只会伤害最亲近的人。”坚持离婚。
今年1月，当年在命案现场提取的血滴，终于讲出了宋成隐藏了14年的秘密。血滴里的那串密码终于被重新激活。在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每天例行“碰信息”时，民警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提示音，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，提示这串密码，与上海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的DNA密码匹配成功。接到凶手被抓的电话后，王伯官“大哭了一个下午”。他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，14年来的屈辱、伤痛被压抑成低头沉默，如今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当年案发后，王伯官曾把妻子手上那个手镯取了下来，和自己的一枚戒指熔在一起，重新打了条手链。如今找到凶手后，他把这条戴了14年的手链取了下来，打算送给15岁的孙女——奶奶出事那天她只有10个月大，被背对着凶手的“傻爷爷”抱着，待在后院里。
宋成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留下了这几滴血迹。他在用刀捅向受害人时，不小心扎到了自己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左手手腕。直到第二天下午，他才发现手腕受伤了。伤口愈合后，留下了一个指甲盖大的伤疤。此后，他总是不自觉地用右手捂住这个伤疤，直到父亲给他强制改掉。只是直到现在，他还是会在人多时，把左手手腕缩进袖子里。每次洗澡，每当摸到这个伤疤，他都会“浑身打个激灵”。他不想看到这个疤痕，以至于在高二的一个晚上，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划出5条从上到下的口子。
“既然一定会看到它，就让它更多吧。”在看守所里，他掀开袖子，露出那了5道长长的伤疤。
无法忘记过去的宋成曾与妻子定下“不要孩子”的协定，觉得“没资格当父亲”。但当他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在手中时，忽然觉得孩子就是另一个自己，“一个没有罪恶的自己”。他在睡觉时喜欢主动靠近熟睡的婴儿，用自己的身体蜷成一个弧度把儿子裹在怀里。他说他能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天真、纯洁，“就像一个重新开始的，没有罪恶的自己。”14年来，他只对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儿子讲过自己的秘密，轻声地告诉他：“小宝你要好好的，爸爸杀过人，你要做好人。”
他曾想象过，他要给眼前这个孩子最好的教育，就是两个字：快乐。“这是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。”他眼神坚定地说，确认那是与父亲“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”。宋成的前妻回忆，前夫每次看孩子的眼神，“都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”。但当这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想到以后的生活时，却表示不愿儿子叫他爸爸。“我孩子出生后，我第一眼看到他时，我脑子里全是以前杀人、盗窃、赌博的画面。他越长大我越怕，我的事要是曝出来，他的一生就毁了。”
在上海因盗窃被抓后，宋成见到从家乡赶来的刑警，听到了熟悉的乡音。那一刻，这个29岁的男人意识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，他忽然感觉，“就像是见到了我的父亲”。他从未怨恨过父亲，因为“你不能把父母对你的好当成压力”。在他看来，如果14年前父亲知道他杀了人，一定会自杀。但现在，他相信父亲不用。因为“这些年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让他失望的事情”。
就在回到泰兴的第二个星期，他从在看守所提审他的民警那里得知，自己其实是父母领养的孩子。 他的第一反应，是想知道亲生父母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个性，是不是也是“坏人”。“我有点人性本恶的观点，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教育也能把我教成这样的一个人，我只能想，可能我天性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养父母的命真的太苦。”他曾经想过，“我大不了把命还给爸妈”，但发现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。“在里面的生活，会更容易一点吧，起码不用再演戏了。”审判即将来临，宋成却非常平静。
只是有时，他还是会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，他杀了人，在洗手间清理血迹。少年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满脸是血，就用手去擦镜子，血越擦越多。
那一刻，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不是人了。”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文中宋成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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