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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七军高级将领的回忆：百色起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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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七军高级将领的回忆：百色起义

编者：独隐龙配图：阿波

内文为该将领回忆录《我与红军》节选，回忆录写于1954年1月，该将领曾任红七军参谋长、军长兼政委（瑞金时期）。后脱逃。1993年，返乡广东韶关市乐昌县居住，由当地政府按国民党中高级军政人员待遇做统战安置。现标题为编者所加。原标题：广西苏区。该回忆录建国初写于香港（观点相对客观），因其身居高位，又有文化，加之亲历其中，因此应具相当史料价值。

广西左右两江，四面多山，峰峦起伏；北与贵州、西与云南及越南毗连，地势险峻。左右两江，流向东南，在南宁之西合流。小轮船由南宁可达右江之百色，左江之龙州，运输交通，尚称便利。两江沿岸，土地肥沃，盛产谷米。各山区出产杂粮，种类甚多；加以人民勤俭朴素，粮食足以自给。

除汉族外，还有少数民族的苗、瑶、侗、僮四族。这四种民族中，以僮族人口为最多，占右江人口之半数。右江东兰县的中共游击领袖韦拔群，便是僮族的领袖人物。他以东兰凤山边境的西山为根据地，自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，便打游击。黄绍竑时代的广西省政府，无法将他消灭。迨至俞作柏统治广西，便由中共的关系，曾给予小量的械弹接济，提高了他在右江的地位。这是我们建立右江苏维埃政权的最有利条件。

百色，是右江的首邑。扼云南、贵州两省入桂的要冲，商业繁盛。行政机关，除县府外，另设有清乡督办公署；税收机关，除田粮局外，还有禁烟局，征收云、贵两省鸦片烟土入桂过境税，每月税收极大。

百色啊，那可是右江地界的“老大哥”，守在云南、贵州到广西的“咽喉”要道上，威风凛凛，商贾云集，热闹得跟过年似的。不仅有县长大人坐镇，还整了个“清乡督办”来督阵，税收部门也是“双管齐下”，田粮局、禁烟局齐上阵，专门盯着云、贵两省过来的鸦片烟土，收税收到手软，那银子可是哗哗地往口袋里流啊！真是个让人眼馋的好地方！

我与张云逸率第四大队，到达百色后，即接收了清乡督办公署，掌握了行政权，并控制了一切税收机关。军费政费，不虞缺乏；便积极地开展附近各县工农运动，及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工作。

龙州，是左江的首邑。除县政府外，设有对汛督办公署，负责国防军事及办理中国与安南（越南）出入口护照，且为云南及越南入桂要道之一，商业也很繁盛。税收机关，除田粮局外，亦设有禁烟局，还有防务经费（赌捐）。中共为了要解决经费来源，对这种害人的税捐，仍暂照旧办理。因此在龙州方面的军政费，也足以自给了。

左右两江这两个地区，有二十多个县份，但因地方辽阔，我们的兵力人力，均不足分配；致苏维埃运动和民众组织工作，一时无法全部展开。右江方面，仅能控制百色附近几个县；左江方面，也仅能控制龙州附近几个县；使两江的苏区，不能打成一片，这是当时最大的缺憾。

因为地形与民众的条件，右江比左江优越，所以党的指挥重心，设在右江，我也就在右江工作。右江各县，东兰是有群众基础的。所以群众的斗争情绪特别好；我们暂时仍挂着国民党的旗帜，提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耕者有其田口号，打土豪、分田地的工作，普遍的乡村自动地干起来。

百色、奉议、田东（平马）、果德各县，我们领导着当地中共党员，积极编组自卫团，建立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。同时，我们在部队中采取了官兵平等待遇，提高士兵待遇的办法：官兵薪饷一律发银洋二十元（编者插语：银洋二十元相当于今天近万元，民国时期，一个3口之家每月4元的生活费足以保障）。

在提高士兵待遇的影响下，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军。动员群众参军的结果，不仅是工农分子热烈参军，甚至桂系军队中的士兵，亦有自南宁方面出走来百色参加红军者，他们当时并不了解革命，主要的原因是为官兵平等、薪饷待遇好所吸引。

关于军队的编组：原有的第四大队改称第一纵队，以胡元为纵队长（不久由我兼任）。以由南宁同来的教导总队学生为干部（李天佑、杨勇等均为当时学生），以新参军的青年编成第二纵队，并以教导总队副总长李谦为纵队长（原名李隆光，黄埔军校毕业，又名李湛，是李立三之胞弟）。右江原有的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纵队，以韦拔群为纵队长。统由张云逸以督办名义指挥，我以参谋长名义协助张云逸主持军事。

当我们在左右两江积极建军及建立新政权时，广西国民党政权又辗转落到反对中央的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之手，由是，桂军图粤，粤军攻桂，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不息，遂给予红军从容发展的时间和空间。

中共中央知道广西共党武装力量已经逐渐扩大，特派龚饮冰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到达百色，携来中央指示，命右江张云逸部成立红七军，左江俞作豫部成立红八军，以左右两江为基地，开展革命斗争，建立新苏区。

行动委员会（广西党的最高临时机构），接到中央指示后，即于翌日（六日）召开会议，决定了以下执行办法：

（一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为广西红军成立日，右江现有部队编为红七军，并电令左江俞作豫部同时成立红军第八军。

（二）成立苏维埃政权问题：右江方面：在现时军事力量控制下之百色、东兰、奉议、平马（田东）、果德各县，于是日先行树起苏维埃红旗，迅速发动工农群众，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，选举苏维埃政府主席，正式建立苏维埃政权。在未成苏维埃政府前之过渡期间，各县行政及筹备工农兵代表大会工作，由各地方党及新派去之现任县长和政府人员负责办理。

（三）凡成立苏维埃政府地方，即行按人口分田，废除一切土地契约和各种借贷债约。

（四）未成立苏维埃政府地区，实行二五减租及停止付息。

（五）土地分配：以村为单位，按人口平均分田。已分之田，由耕者于收成之后，向政府缴纳总收成百分之十五地税。

（六）现驻田州（奉议县属）之前广西省警卫军第三大队熊镐部，被认为系反动势力，过去又不遵督办署指挥，须于十一日前将其解决，但俘虏官兵须由军部处理，不得虐待。

（七）关于广西红军的统一军事指挥问题，应成立七八两军总指挥部，总指挥之人选，以现驻在龙州之李明瑞为最适宜，他不是中共党员，但尚能接受党的领导，且桂系军队，多与他有历史渊源，有争取部分官兵起义的可能。应即电俞作豫向他说服电告。

（八）各项工作部署之负责人如下：

政治工作陈豪人。

军事工作张云逸、龚楚。

（九）将议案及中央指示，送龙州俞作豫同志参照办理。

会后，即分别进行准备工作，并令李纵队长率领该纵队于十日晚开赴田州，于十一日拂晓时将第三大队包围解决。

九日我命上尉参谋莫文骅（编者插语：建国后，莫为开国中将，按资历应授上将，但因种种原因未获）秘密制造百色苏维埃政府红旗及中国红军第七军红旗各一面备用。

莫文骅，这位革命老将，可真是个“文武双全”的高手！他不仅是战场上的智勇将领，还是文学界的“儒将”。据说是建国之初时在广西的剿匪不力，被中央点名批评，所以才会影响授衔。因为当时莫文骅将军对于广西老家的一些情况还是有些手软，没有把握好。但他晚年却坦言：得罪人了！

十日晚，假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席，由我具名柬邀百色、奉议两县长（非共党）及百色市区绅商领袖宴会，由于平时举凡督办公署对外协商事务均由我负责，他们对我的邀请并无怀疑，是晚八时，所请客人都很高兴地依时到来，在酬酢中他们谈笑如常，毫无戒心，我反而觉得，在酒醉饭饱之后，时间已近午夜，我乃对客人宣布：我今天是代表张督办及全体官兵酬谢各位两个月来的热诚帮助，同时有件重要事要向各位说明，各位听到时切勿惊恐，因对各位绝无伤害之意。本军是革命的武装，明天即要正式改编为中国红军，并要在右江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，今后仍请各位站在为广大人民利益奋斗的革命立场，继续帮助合作。今晚，为各位的安全设想，请屈驾留在俱乐部内，切勿外出，以免发生意外的误会。此次事件，因事前要保持秘密，恕我没有预先通知各位，希为原谅等语。

在场客人本来早知我们是中共分子，他们亦预知必有公开行动的一天，但因他们多数是俞作柏的部属，常以进步分子自命，对我们采取观望态度。当他们初听到我的报告时曾突然愕住，有惶惑之状，但旋即恢复镇定，转而为我们庆祝，并请我关照。事过两天，全体恢复自由，一场风波，便在和平的环境中渡过。

十一日晨，天气阴暗寒冷，间中飘下毛毛细雨。八时前党政军人员、武装部队、工农群众，集合在督办署门前广场，举行升旗礼后，即由邓小平（编者插语：此处笔者回忆可能有误，邓当时已赴上海）、张云逸作简短的报告，继由我宣布军部组织及首长姓名，在一片欢呼声中鸣炮散会。军部首长姓名如下：

军长：张云逸

政治委员：邓小平（兼）

参谋长：龚楚

政治部主任：陈豪人

参谋处长：唐濬

副官处长：陈伯度

军需处长：张某（后调叶季壮接充）

军法处长：叶季壮（后撤销军法处）

1929 年 12月 11日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百色城汇聚了一群满腔热血的革命志士，他们不畏强敌，一声令下，把旧世界翻了个底朝天，让百色这个名字从此火辣辣地铭记在革命史上！

1929年12月，百色起义时的邓小平。百色起义当天，邓小平就像个幕后大师，没亲自披挂上阵，却在幕后指挥若定，把起义这台大戏导演得有声有色。该将领在回忆录中对小邓政委有过简短而很高的评价：邓小平，四川人，极能干，能言善辩，现任中央政府副总理。

是日上午十时，李纵队长由田州打来电话，略云：熊镐大队已全部解决，拂晓时曾发生小战斗，熊大队长在战斗中被乱枪击毙，其余官兵全体被俘，双方官兵均略有伤亡等语。本次缴获的步机枪七百余支，俘虏之官兵除少数军官发资遣散外，约有官兵一千人参加红军。

自此，由百色以下至果德、右江沿岸已无反动武装，更便于革命工作的开展。为了扩大红军实力，继续在右江各县发动青年参军，很多原有的地方民团士兵亦要求加入红军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红七军的兵力在数量上增加了两倍。一九三零年二月初旬，已编组的部队计有：

军直属队：特务营、野战炮营、工兵连、军士教导队一中队。

十九师：步兵三个团，师直属队有：特务连、通信连。

二十师：步兵三个团，师直属队有：特务连、通信连。

二十一师：步兵两个团，师直属队有：特务连、通信连。

是时李明瑞已复电允就红军七八两军总指挥职，并建议：总指挥部设在百色，他另组卫士队一连，待准备就绪后即来百色工作等语。当时急于统一两军指挥，于李总指挥未到之前，先行成立总指挥部，及将纵队番号改为师，并定于二月十一日组织完成开始办公，当时人事调整如下：

七八两军：总指挥李明瑞

参谋长：龚楚

第七军军长：张云逸

参谋长：龚楚（兼）

政治部：主任陈豪人

第十九师师长：龚楚（兼）

参谋长：张运楫

五十五团团长：何子初

五十六团团长：李显

五十七团团长：黄子荣

第二十师师长：李谦

参谋长：胡元

五十八团团长：冯达飞

五十九团团长：张翼

六十团团长：章健

第二十一师师长：韦拔群

第八军军长：俞作豫

第二十二师师长：俞作豫（兼）

第二十三师师长：史书元

是时，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已陆续成立，继之在平马召开右江区苏维埃代表大会，由张云逸亲往指导，选出雷经天为政府主席，成立右江区苏维埃政府，以领导右江苏维埃政府工作。（雷经天于中共统治大陆后，曾任广西省中共党委书记。）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雷经天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法院院长，边区人民在扭秧歌中唱道：“法院院长雷经天，办案公道众人夸。”曾参加北伐战争、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。是百色起义领导人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。可谓是个“跨界高手”，法律界和革命圈两开花！

红军第七军的官兵待遇，前面已经说过，在未正式改为红军以前，即已实行了官兵平等待遇，每月薪饷二十银元，在那个时期，物价低廉，可以说待遇是最好的，因为当时白军士兵每月只有七元而已；所以红军的待遇是全国所未有的。

官佐的待遇虽然是低些，但亦足以维持其个人生活，而且多是党员同志或是革命青年，他们有理想有抱负，对于待遇和士兵同一样的问题，他们不但没有表示不满，反而认为这种平等待遇有促进官兵感情和团结的作用，所以我们的部队不论在任何一方面，都表现得最好的，官兵上下一致，从来没有过逃兵，官佐亦只有发生两个逃亡，他们并不是嫌红军待遇不好，是对共产党不感兴趣，但不是重要角色。

在政治方面：红军部队里面也是平等的；虽然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，每个星期都分别举行一次工作或学习检讨会，每次战斗后亦举行检讨会；检讨会是官兵混合编组，士兵可以批评官长，情形相当融洽，确确实实的做到了平等的地位。

关于军需补给问题：械弹方面，因为由南宁转移至百色时，已运来两个师的枪械（是俞作柏准备扩充两个师的装备），子弹每枝枪可配二百发，我们已准备建设子弹制造厂，机器设备亦已运到。

粮食方面：在右江已被控制的各县，农民已停止向地主交租，规定农民每年生产的总收获量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，亦足够红军及政府机关的粮食供应而有余。

经济方面：有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禁烟局和税局，征收由云南、贵州运出的鸦片过境税，及物资出入口税等，收入现金颇为可观，足资红军的开支，并可补助地方政府。

卫生药物：我们可以从越南购入毫不困难，但医生缺乏，是一件始终未曾解决的问题。

运输补给：因为每县都设有粮仓，重要交通线上亦设有粮仓，且因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帮助，虽远在东兰、凤山、天峨那些山区，运输补给，从未发生过困难。

服装方面：我们在右江时期，设有被服厂，布匹由南宁及越南采购运来，初期每人有内衣两套，军便服两套，棉衣一件，胶鞋则两月发一对，从未缺少。这种红军待遇和补给情形，一直维持到一九三零年十月，至我们离开右江之后才有改变。

要叙述红七军的干部训练，我首先要说明红七军的干部状况：红七军是由一个团的兵力扩为一个军，除了二十一师韦拔群部是过去的地方干部外，其余军部及十九、二十两个师都是新编成的。

红七军的干部来源：一部分是由党中央派来的，军事干部如张云逸、我、李湛、李显（云南讲武堂出身）、张翼（日本士官学校出身）、章健（日本士官学校出身）、王震（编者插语：此处作者回忆有误，王震没参加过红七军）、冯达飞（广东连县人，黄埔军校选送俄国留学生）等；另一部分是接收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分校第一期的学生，如：何子初（中共党员）、黄子荣、唐濬、莫文骅（以上三人初非党员后加入党），又有一部分是张云逸找来的，如：云广英、胡元、张运楫等（均非党员）。

政治干部，中共派来的有：陈豪人、佘惠、许甦魂、袁任远、李朴（四川人黄埔军校政科毕业）、叶季壮等。其余军政干部，如：李天佑、杨勇、陈漫远等，均系军队的司书，逐渐训练提拔出来的杰出人才。至于邓小平、贺昌等，只是在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期，衔中共中央之命来广西南宁参加短期工作，以后则来往于上海中共中央与广西苏区之间，传达中央指示，红七军成立后，即未参加实际工作。陈豪人亦于一九三零年冬，红七军奉调入赣途中，借故离开队伍。

以红七军的力量及当时的斗争环境来说，是很可能创造一个较大的革命割据区域的，可是因为军政干部的缺乏，使我们无法能够开展这一个局面，广西地方干部也十分缺乏。除了雷经天负责右江区的苏维埃运动，和韦拔群负责东兰、凤山的苏维埃运动及二十一师外，实在无法找到地方干部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。我们在红七军成立之日起，即尽一切可能去培养干部。

当时我们最急需的是初级军事干部，如连、排长等，因此便首先成立了一个军事教导大队，以二十师参谋长胡元兼任大队长。由各师及地方团队遴选部队中之军士及地方优秀青年，编成三个中队；训练时间亦只定六个月为一期，毕业后分派补充部队及地方赤卫队，并继续召集编训。

政治干部训练：由政治部办了一期政治干部训练班。全班学生有一百二十人。由右江地方党，及红军中选拔优秀青年送训。现任中共统治区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韦国清，就是当年韦拔群选送的学生之一，他结业后，参加红七军任连级政治指导员。

对于现职军政干部之训练：

（一）军事训练方面：以研究团、营、连之攻防战术为主，而以军事讨论，及图上作业方式进行。对于游击战术之实施，及运动战、遭遇战之要领，亦为经常研究的课题。参谋人员之培养，如各种参谋业务、绘图实习、敌情研究和判断、通讯联络等。在驻军时，由参谋首长负责，每日有一小时之时间进行之。

（二）政治训练方面：除了由军政首长作各项政治报告及讨论外，并经常由政治部拟定各项政治课题及政治教材，分发给干部阅读，及召集政治讨论会，灌输革命思想。

红七军的训练工作，我认为比较红四军的初期，以至井冈山时期，都进步得多。不过我感觉到：政治教育总不如军事教育和军事领导有成绩，主要原因是缺乏优秀政治干部为中心领导。所以后来红七军干部的成就，政治干部并不如军事干部有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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